小说家的回归——吴尔芬《古田军鼓》读后感

文/傅翔

掐指一算，认识吴尔芬已经20多个年头了。20多年，对小说家而言，那就是一场地震或变故。很多小说家会因此改弦易辙，或编或导，或出版，或书画，干着与文艺沾亲带故的事情；或者干脆金盆洗手，弃文从商从政，干着与文艺风牛马不相及的事。吴尔芬也不例外，到了厦门之后，大概也是迫于生计，他把聪明与才智放在了生意与人生的经营上，虽然与文学还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但终归不再是当年那个怀抱着远大理想的小说家了。人生一旦多了许多经营与策略，小说的理想也就被扫地出门，如离弦之箭，如覆水之难收。

一如既往，《古田军鼓》肯定也免不了外在的经营与策略，吴尔芬的聪明才智与他那发达的经济头脑总是如影随形地出现在该出现的地方。也许还是命题与策划，但这一回却与众不同，因为童年，因为故乡，吴尔芬重新找到了感觉，找到了语感与叙述的节奏，找到了讲故事的激情与冲动，一个纯粹的小说家就这样回到了读者面前。

我得坦言，《古田军鼓》是我看过的红色题材儿童文学的佼佼者，也是吴尔芬重拾小说家信心与形象的最有力注脚。因为它的出现，吴尔芬作为一个纯小说家的存在才有了依据与更有力的确证。也许，吴尔芬事先也不会想到，这部小说竟有如此功效，但它确实做到了，其中，首要的便是童年。

因为写的是儿童文学，儿童的视角，少年的经历，吴尔芬很快就找到了最初的感觉，找到了初登文学殿堂的记忆与初心。他记忆的阀门再次打开，童年的经历如影随形，他走进了时空隧道，一时便迸发了无限的能量。想象的翅膀展开了，久远的记忆与真实的细节跃然纸上，一切鲜活起来了。故事流畅了，情节生动了，悬念也紧了，家乡的物事信手拈来，民风民俗有条不紊地铺陈开来，着实令人爱不释手，掩卷沉思，回味悠长。

小说的巧妙在于用一个儿童的视角去写一个重大的题材。它以一个少年的眼光和视点去观察并叙述那段风雨如磐的岁月，以及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通过13岁的鼓手阿响的眼睛作为观察孔，去仰视和记录身边的战友、战争与革命。故事以微观的方式切入宏观，通过一个个局部的细节，去探测革命的内容与古田会议的伟大意义。其间，小说家没有刻意地渲染红色革命与古田会议的伟大，也没有拔高人物的言行，而且近乎逼真地还原了一个乡村少年参加红军与革命中成长的经历，无比真实，无比可信。

小说塑造了一个叫阿响的农村少年。阿响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出色的鼓手。阿响的妈妈是圆通大鼓乐师，打鼓是跟妈妈学的。阿响的阿爸赌博成瘾，不但输光了家产，还把他和妈妈输给了恶霸大金牙。大金牙把阿响卖到汀州军阀郭凤鸣家敲木鱼，红军打败郭凤鸣，阿响沦落土匪窝，与成为二当家的阿爸旺旺相遇，险些丧命。父子逃出土匪窝，几经波折投奔红军，与阿亮配合帮助攻打上杭城，连长才让阿响当鼓手。旺旺当选连队士兵委员，阿响成为军鼓手。旺旺不忘私仇，总想攻打大金牙救老婆，与连长激烈冲突。直到古田会议胜利召开，阿爸旺旺与连长的矛盾才得以解决，与妈妈才得以团聚。阿响的出色鼓声唤醒了土匪的良知，给红军带来快乐，帮助连长指挥战斗，为古田会议晚会表演。红军培养了阿响，改造了阿爸，拯救了妈妈，红军实现了阿响的鼓手梦、团圆梦。

显然，这样一个故事是精心设计的，匠心独具，别出心裁。它比那些正面强攻大题材的作品好了很多，不仅真实可信，而且接地气，有亲和力。看完小说，我就仿佛看见当年那些参加红军的小伙子的模样。

小说通过阿响的视角徐徐展开红军从弱到强、从农民武装到正规部队的历史画卷，故事写得真切动人，饶有趣味，不仅不枯燥，反而给人启迪。革命的意义，军事的常识，通过少年阿响的眼睛，一切变得那么自然，那么鲜活生动。我想，这就是一个优秀小说家的功力。吴尔芬无疑是写童年的高手，当年的《飞》《金窖》《红墙》《葡萄没熟》等一批小说正是以儿童的视角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在吴尔芬早期的小说里，儿童那种奇特的视角与精微细腻的心情，以及营造得相当成功的纯真、懵懂的童年世界，都出示了小说家超凡的敏感与锐利。《古田军鼓》无疑得益于这一点，所以才有了如此非凡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