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鸣
辛亥年,武昌一声炮响,大清国寿终正寝。小皇帝得到了优待,依旧可以住在皇宫里,只是三大殿不能用了。每年按规定,民国还给支付400万两优待费。以往改朝换代,最倒霉的,往往是主子。下面的奴才,倒是可以换个主子,接着帮忙或者帮闲。但是,明清两代不大一样,明代垮了,皇帝吊死,臣子迎接新人。但庞大而且被供养的皇族,却成了骤然断奶的婴儿,生不如死。清代也是如此,不惟皇族,整个满人群体,随着朝代的结束,整体进入断乳期。经历了260余年不农、不工、不商的被人供养的日子,冷不丁一下子,铁杆庄稼没了,日子可真是没法过了。 关外的满人的境况最好。关外地多人少,留在那里的满人,都是不受待见的,跟当地的汉人融合得比较早。清末朝廷也刻意让旗人自谋生计,给了种种优惠政策,不受待见的旗人,自寻出路者相对容易。所以,很多人摇身一变,就成当地农夫或者商人。当然,日子困窘者,也是不少。北京相对差点,但京旗的生计问题,早就凸显,朝廷下力气最多,最后逼得一些旗人,包括宗室皇族,也不得不自谋生路,拉车、扛包的都有。 在清末最后几年,据说在北京城能看到这样的情景,某些旗人混惨了,给人做轿夫。抬轿的路上,看见了当年自己的包衣奴才,混得人模狗样的,坐在轿子上招摇。马上停轿,让昔日的包衣来帮他抬抬。那奴才还就得下来帮着抬,不然的话,就得给一笔银子。也有黄带子、红带子的宗室,隐名埋姓,投靠富人家做家丁。一旦被收用,就亮出带子,说人家擅用皇族做奴仆。最后,也得给笔银子了事。 当然,满人这个民族,本质上还是相当优秀的。在北京生活,见多识广。一旦横下心来自谋生计,混得好的,也是不少,出了不少的能人。但进入民国之后,陷入贫困的旗人,骤然增加。原来穷得不行的,因为早寻生路,反倒好一点。原来混得还行的,现在反而不行了。大清亡了,不行了也没有人管。民国闹穷,连皇帝的优待费,都一个子不给,何况一般的旗人?没辙,只好自己想办法。 呼啦啦,一夜之间,旗人似乎就没了踪影。大家都换了汉姓,讨生活去也。今日所谓的服务业,在他们看来,都是贱业,他们要面子,不乐意顶着满人的老姓,去干从前视野里的贱业,去伺候人。即便如此,从日本回国的罗振玉看到的,还是“京旗人民死亡枕籍,无顾惜者”,因此,他召集同道,办了一个京旗生计维持会,结果也是杯水车薪。 但边远地区的满人,日子就难过了。当年,朝廷为了震慑汉人,在各地设置驻防八旗,跟汉人隔开居住,都住在满城里。宁夏、凉州的满城,进入民国之后,没了铁杆庄稼,里面的人又不像京城的满人,从来没有尝试过自谋生计。而且由于地处边远,鸦片易得,反而习染了一口芙蓉癖。所以只能给人卖苦力,卖苦力不得,就拆掉城墙的砖卖,砖卖完了,就拆公家的房子,卖砖瓦,卖木料。公家的拆完了,就拆自己家的,一家人住在临时挖的窑洞里。几年下来,整个满城,就像一座贫民窟,到处都是废墟,间或有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老人和妇女。再过些年,满城就消失了。 那些当朝满人王公,日子该好过吧?因为民国并没有剥夺他们的财产。这些人不仅广有府邸,而且广有田产,家里的金银和古董也不少。有的人,比如肃王和庆王,在国内外银行还有大笔的存款。按道理,坐着吃租钱和利钱,也可以吃上几十年。但是,进入民国之后,这些满人王公的家产,居然像夏日的雪人一样,很快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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