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信任的时代维度｜张鸣

文/张鸣

当今之世，民不信官，已经成为官方最头痛的难题。出点事，无论大小，官方说的，民间大抵不信。总觉得你在遮掩，你在撒谎，你在扭曲真相，甚至毁灭证据。网络上，种种猜测都出来了，几乎都往一个方向走，就是把官府往坏了想。官方的事故调查，无论怎么做，都无法取信于民。所以，每个重大事件，最后真相都成了“烂尾楼”。

我们必须承认，关于真相和信任。现在的中国跟过去的中国，其实是两个场域，两个逻辑。中国的官场，几乎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夜之间就进入了一个信息爆炸，传播迅猛而且普适化的时代，但他们大脑的思维模式，却还留在过去。惊慌，愤怒，无所措手足，甚至委屈，在所难免。

在一个没有媒体的时代，一般人获得自己生活圈以外的信息，只有两个渠道。一个是来自官方的大渠道，一个是民间的小渠道。官方的渠道，人们有本能的怀疑。虽然老百姓倾向于相信皇帝，但总是固执地认为，皇帝肯定会被官员们蒙蔽。除了极少数所谓的清官之外，能被百姓信任的官员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官方渠道来的消息，人们一般都倾向于不相信，能够将信将疑，已经不错了。

某个临近地区出了事，比如发生了造反，官府的告示，民间肯定会有别样的解读，你这边说造反头子死了，人们肯定会传说，他其实是跑了。民间的小渠道，不仅仅意味着乡间的耳语，这个渠道，一般都有精英的认证。所谓的精英，或者是乡绅，或者是非正式的民间领袖。他们有人望，有威信，知书达礼，见多识广。所以，无论何种消息，经过他们的认证，民众都会趋于相信。

正因为如此，官方的态度，一般是打压非正式的民间领袖，不管他们来自何方，而尽量扶植乡绅，通过乡绅控制乡间舆论。乡绅一手托两家，一方面，他们的地位，来自于官方的认可，无非是候补和退休的官员，或者具有跟官方有关系的功名。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民间社会的正式的领袖，生于斯长于斯，当地的民间社会，跟他们休戚与共。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通过乡绅的中介，官方才能获得部分的民间认可。在太平年景，这样的认可，大抵都马马虎虎混得过去，一旦连乡绅也说不服民众的时候，朝廷的危机，也就到了。

这样简单，基本上是单向度的信息传播和回馈方式，在改革前的岁月里，实际上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一方面是官方渠道得到广播报纸这样现代化的手段的强化，铺天盖地。另一方面，小渠道的传播，极大地被扭曲，乡绅不复存在，而非正式的民间领袖也受到更严厉的打压。

漫无边际的小道消息，成为受民间青睐的对象。尽管消息多半都没有得到认证，也没法得到认证，但传播得却相当迅捷而广泛。官方在信息控制上，方式方法比帝制时代还要简单，无非是我说你听，低水平高重复。信息的输出，就是宣传。隐瞒，知情不报，有意识地信息控制，是那时的常态。

应该说，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宣传很粗糙，但由于信息来源单一，小道消息又过于离谱，民间缺乏认证的权威，所以，来自政府的消息，还是有很多人信的。甚至在即将临头的自然灾难面前，仍然有大量的人宁愿相信政府，不信小道，不做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