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鸣
在晚清和民国,德国人在中国的声誉不错。从传教士到商人,从士兵到亲王,凡是来华的德国人,跟中国人相处的大体和谐。严谨的日耳曼人和大大咧咧的中国人,居然彼此都有好感。以至于一战期间日本人占了青岛和胶济线,中国人反弹强烈,一些美国人很是不解,说德国人占了那么长时间,好些没听说你们这样反感,怎么日本人刚来,你们就这样愤怒?中国外交官的回答是,德国人守规矩,而日本人不规矩。 在一战期间,中国政府为了是否跟在协约国屁股后面参战,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还起了矛盾。因为这样参战,就意味着要跟德国宣战。而中国人不乐意跟德国人闹翻的,大有人在。包括力主参战的总理段祺瑞,他最亲的智囊徐树铮,就是一个亲德派。当年日本进攻青岛,青岛德军严重缺乏陆战武器,时任陆军次长的徐树铮,还瞒着他的主公,偷偷给德国人运去了一万支步枪。 当1917年中国参战成为定局,德奥变成中国的交战国时,在中国的一些德国军人,被关进了战俘营。但在北京郊区的战俘营,里面的德国人得到了最大的优待,每人每天的伙食,达到几十个大洋。要知道,那年月,一个中国家庭,一个月能有5到7元,就过得挺好的了。 战俘营里,里面游泳池,网球场一应俱全。想要出去溜达溜达,也悉听尊便。有人说,这些德奥的俘虏,不是在蹲战俘营,而是在度假,有人伺候的度假。这样良好的中德关系,一直延续到中国抗战爆发之后若干年。虽然二战期间德国和日本是盟友,但凡是来过中国的德国人,对中国人其实更有好感。如果让他们选择的话,盟友应该是中国而非日本。 不过,中德关系也有严冬,严冬就在甲午战后到庚子义和团运动这一段。而这段时间的德国公使,有两位,一位是海靖,埃德蒙多·冯·海靖男爵(Edmund Friedrich Gustav von Heyking,1850-1915),另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克林德。在前者手里,德国人强占了胶州湾,把山东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后者继续着海靖的事业,但不幸地赶上了拳乱,死在了将要进攻使馆区的清军手里。 海靖夫人,就是德国公使海靖的夫人,一个在非常时期来到中国的外国公使夫人。出身普鲁士贵族的小姐,一个来自欧洲中心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对19世纪末的中国,能有什么印象,不问也也能猜到一二。那时的中国,虽然有了少数的工厂,部分军队装备了洋枪洋炮,但整体的面貌却还是中世纪的。 即使北京城,也到处都是垃圾,行人随地大小便,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太后的骄奢淫逸,跟平民的困苦贫穷,皇城和少数皇家园林整洁优雅,跟平民区的恶臭熏天,形成鲜明的对照。踏上中国土地的海靖夫人显然是被这肮脏和恶臭给吓到了,在她的日记里,随处可见这样的抱怨,在她的眼里,除了少数个别拉纤的纤夫一身的紫铜色的肌肉,没有什么中国人和中国东西能给她留下好印象。连一向有外国人缘的李鸿章,在她的眼里,也举止粗鄙,当众挖鼻屎,还有一个专门盛鼻屎的银杯子。 中德礼仪之别,不止事关文明,而且有关政治。我们知道,自打中国设立总理衙门,同意外国公使驻京,可以觐见中国皇帝,递交国书以来。所有的外国公使,进紫禁城见皇帝,不仅从旁门进来,而且进来之后只能走两旁的小道。虽然从理论上万国共主,万国来朝的天下格局被粉碎了。但暗地里中国人依然用进门走路这种小把戏,占老外的便宜,实践着精神上的胜利。尽管老外也未必不知道中国人这种小把戏里面的名堂,但只要能在交涉中占到便宜,一直都没有人在意中国人这点小小的“外交胜利”。 但是,德国公使海靖不肯。他来中国,代表着德皇威廉二世占领更多天空下土地的使命,揭开了甲午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第一幕。这个后起列强的代表,自身的使命,就带有挑战性。他不仅处处锋芒毕露,充满挑衅。连外出旅行,碰上小孩子在后面扔石子(并没有伤到谁),都要求中国地方官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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