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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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_: i2 [; v+ R: }" O) K! b: y" c前几天，韩东、李黎和我应约给一个音频公众号做节目录音，期间谈到了外外和他的诗集。外外过世以来，南京的酒局和牌局（外外从不打牌）照常开展，也只有在这种场合，大家间或性地会谈到他。不是以悲痛的表情和口吻，啧啧称奇（对其为人和死亡方式）之余，一如他还活着那样照旧极尽调侃、挖苦之能事。杨黎就不止一次提到外外死前的一个段子：当时我们在打掼蛋，杨黎热爱掼蛋，更热爱掼蛋后那顿小酒，我提议牌局结束之后叫外外来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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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黎说，该人不会打牌，不喊。也是，喝酒是对打了半天牌的奖赏，既然外外从来不掺和我们的打牌事业，凭啥享受奖赏？总之，杨黎对当天阻止我叫外外这件事还是当回事的。当回事的原因是，无论我们打不打牌，叫外外来喝酒是再也不可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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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黎说，外外从来没有醉过。我想了想，好像真是。起码我们东倒西歪胡言乱语的时候，外外仍保持着清醒状态（这往往有其公然或偷偷摸摸把单买了为证）。我还记得有次大家喝得差不多了，外外把我们叫到他东南大学附近的家里看一部叫《资产阶级的审慎趣味》的电影。应该有酒，我对电影内容完全没概念，反正是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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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的意思是，我跟外外的相处，基本最后都是酒大状态，包括我最后一次带着两个女的酒后跑到他家附近找他。他怎么回家的，他之后怎么着了，是打车还是骑他那辆永久牌二手自行车？谁在乎呢。

现在几乎是一个“共识”，不是我们不关心外外，是他的性格和做派将我们拒之门外，似乎在蓄意隐藏（保护？）自己。就好比写东西，都是写东西的人，他不仅看我们的东西，还拿出所谓的读后感跑到饭桌上来搞什么交流。而我们几乎没有人认真看过他的东西。即便有人看了，试图跟他交流一下，也无不被他巧妙地糊弄过去，非常权术地将话题转移到他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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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因此，他对世界上其他人物事件表现出的热情总让我觉得虚假。而事实肯定并非如此，他的热情只能是针对自己的。他到白马巷买二手衣服（也不知是洋垃圾还是火葬场里死人身上扒下来的），在豆瓣上晒牛仔裤和靴子，嘚瑟自己一件大衣怎么到手的，凡此种种，均说明他不是那种亏待自己的人。

我说“不仅外观，外外的内在也始终是一个青年形象。他无意于‘求道’，鄙夷‘通达’，对做一位‘智者’似乎也毫无兴趣。区别于他人或奇异之处是，外外的青春有一种罕见的冷静和肃穆。”这并非应付诗集出版而敷衍的句子，他给我留下的就是这个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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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外外对他自以为是的平庸及相关的俗气，其厌烦是溢于言表的。与平庸割席而坐，这本是一个人的本分，但在当代，委实是一件难事。所有人都要“与人为善”，都要混，都要爬，这么搞有违于所谓的“利益最大化”。外外确实不追求利益，就我所知，他在单位没有评过职称，待遇福利最低，在南艺教书所得那份可笑的薪水远不足以解决他和学生之间吃喝玩乐。不说日进斗金，也不说收支平衡，外外是一个往外倒贴的人——不仅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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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大言不惭逢场合就讲：难道不正是因为我们对平庸的深恶痛绝才写作的吗？这么说是因为我最初写东西就是这样，当年我不堪忍受单位和人际，却又无处可去，写作成了生活中唯一能抚慰自己的事。但随着写作变成工作，虚荣心的满足、名利的攫取、潮流的裹挟，无不敲打着这句漂亮话的诚实性。现在反观外外的写作，因其行状，因其已死，可谓完全成立。他确实是那么干的。至于干的怎样，是否干的仍然平庸，那已与他无关。祝贺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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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b6 O& u% R6 B202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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