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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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操，在古代社会一直是一个问题，一个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无论中外，人们看得都很严重。人们不仅对此进行道德灌输，而且借助外力加以约束，西方是贞节裤，丈夫外出，妻子穿上这样的裤子，在得不到钥匙之前，想要偷情，基本上没门。而中国则是缠足，一双缠到了三寸的小脚，不良于行，自然“淫奔”即如卓文君一般跟男人跑的机会就小多了。

当然，在道德灌输乃至于弘扬方面，西方的中世纪，不若中国远矣，我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普遍原则，再加上一点普遍对失节者的歧视，王朝政府通过给守节者的立牌坊的表彰，不止是竖起了无数的牌坊，而且还有无数女性的血泪故事，一受玷污必须自裁的烈女，未字先寡，一直守到八十岁的贞女。

然而，即使在那个时代，也有人提出质疑，为何所谓的贞洁，只针对女性？两性之间，难道男人就不需要对自己的配偶保持一点忠诚？显然，在一个极端的男权社会里，连这样的质疑，都得是开明的男人才可能提出来。而女性作为绝对的被约束对象，根本只有高举紧跟的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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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直到民国，在卫道者眼里，女性的贞洁，绝对是关乎国家兴亡的大事，一旦女性放肆起来，不仅家将无以为家，而且国将不国。过去的道德批判，十有八九，是冲着女性来的，即使荒淫的君主，背后肯定会站着一个或者若干淫荡的女子，夏是商是妲己，周是褒姒，而秦则有阿房宫里众多佳丽，汉是赵飞燕，唐则杨贵妃。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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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把女性视为财产，视为男人附属品的社会里，女性的道德，居然关系如此重大，无疑是吊诡的，但是更吊诡的是，这样的贞洁要求，不仅是男性用来约束女性的尺度，而且对这种尺度的看重，一向居然都是女性更加在意。有关女人贞操的流长飞短，女性更乐于流布，有关失贞者的道德批判，女性更加火辣严厉。某些自我约束到了极端的例子，令人毛骨悚然，比如明代居然有被男人无意中碰到胳膊，就把胳膊砍掉的烈女。无疑，她们都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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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在帝制时代结束，经过百年的反反复复，特别是革命时代的禁欲主义之后，终于，女性的贞操，不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了。虽然还有一阵阵有关“处女膜”的讨论，以及医院修补处女膜业务的兴盛，但是一个婚前有过性行为的女性，不仅不再会被人逼着非上吊不可，而且大抵上也能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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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即使在这样的时候，还是有大人物出来，拿女性的贞操说事。报载，上海家喻户晓的明星调解员柏阿姨，在电视节目中告诫所有生活在上海的未婚女青年要自尊自爱、不要过度放纵，强调：“贞操是女孩给婆家最贵重的陪嫁！”（长江日报，3月3日）类似的议论，其实总是可以在报刊和电视上看到。

女性自尊自爱当然要提倡，是否提倡婚前性行为，也可以商量，但是这一切，不能拿贞操说话。尤其不能单拿女孩的贞操说话。如果贞操是女孩给婆家最贵重的陪嫁，那么男孩给岳家的相应“彩礼”又是什么？男女双方谈情说爱之际，彼此有道德约束，甚至相约不进行婚前性行为，都是他们的自由。

有约束，也许更能体现彼此的自尊自爱，但是，这种事情，用不着别人，包括柏阿姨这种人大代表层级的大人物来操心。这种操心，如果涉及女性的歧视，即使自己身为女性，在公共场合，公共媒体上，不仅不道德，而且不合乎男女平权之法。

毕竟，讲究男女相处的道德，不是要回到过去。

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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