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会党之灾｜张鸣

文/张鸣

中国帮会的历史，按会中人自己说，是起自明末清初，宗旨是反清复明。但是，按研究者的说法，其实是起于清朝中叶，由于人口激增，逸出土地的人多了，在社会上讨生活，成了离开宗法社会的流民，为了互助和自保，于是弄起了帮会。弄大了，难免干点非法的勾当。中国的帮会，似乎无论哥老会、天地会，洪门以及三合会、三点会，还有袍哥，都是一个系统，其实，各个地方的帮会，并无统系关系，甚至一省一地的帮会，也谁也不买谁的账，龙头大爷，双龙头大爷，也只是管自己麾下的一摊子。

清朝是个势力较弱的异族统治的王朝，统治者心比较虚，对这种非官方而且脱离了宗法体系，连乡绅都无法控制的民间组织大有戒心，从一开始就严查严禁。可是，清朝跟所有的传统王朝一样，都是小政府格局，政府能力有限，而乡间的士绅，对这种破坏不大的民间组织，也没有太大的热情去遏制。所以，帮会就一直像野草一样，割而复生。

朝廷的镇压，不仅没有剪灭他们，反而让他们平白生出了反叛性，一有机会，个别怀有政治野心的，还真的就反清复明地干一下。自然，这就更增加了朝廷对他们的敌意。说实在的，虽然说帮会都会做点非法的勾当，对于自己的叛徒和伤害他们的人，也会采用私刑，但他们的反叛，主要是朝廷的镇压激出来的，在他们自己，原本是没有多少政治图谋的。

晚清时节，政府控制力进一步减弱，尤其是几十万湘军在打平太平天国之后突然解散，当惯了兵的人，是没法回乡种田的，散落民间，给帮会增加了大量的生力军，帮会的战斗力和破坏力都大大地增加。放着这样一票反叛的力量，任何图谋推翻朝廷的势力，都没法不动心。

康梁变法失败，康党中的激进分子策动自立军起义，打的就是帮会的主意。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从一开始，就跟帮会结盟，在海外就加入洪门。同盟会成立之后，三大派系都热衷跟帮会拉关系，大多数起义都借助帮会。各地的革命党人，几乎都有关系密切的会党人士。

革命党人的掺和，也给帮会或者叫会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虽说相当多的人，跟革命党走无非是拿钱干事，相当于革命党雇人造反，钱尽人散。但也有些人被革命党忽悠得革命性大增，原来根本不记得的反清复明宗旨，突然被当了真，扯旗造反，比真的革命党还起劲。而为了发动会党而加入帮会的革命党人，大多数头脑还算清醒，但也有些人弄不清自己到底是革党还是会党，江湖义气高过了革命理想。

辛亥革命，武昌新军的一声炮响，天下大乱。原本作为朝廷支撑的立宪党人，痛恨朝廷假立宪真收权，在有人放火的时候，添柴扇风，趁机而起。具有革命老资格的会党，当然不会落后，好多省份的新军起义，都有会党的配合。问题是配合的会党，根本不认为自己就是配角，一登台就非要占据中心地位。

陕西新军里的革命党，个个都加入哥老会，把会党弄得特别革命。但会党的龙头大爷，却只当他们是自家的小兄弟。辛亥起义，攻下满城，其实新军功劳更大，但在会党看来，却是自己帐下的事。各个龙头大爷，谁也不服谁。所以，新军革命党的领头人张凤翙，干脆封了六个都督，一个钦差大臣，跟都督平级，自己做大统领。

其实不用他封，陕西哥老会势力最大的龙头大爷张云山，已经自封“见官大一级天下兵马大元帅”了。自然，见了张凤翙，也照样大一级。六个都督在西安城里，各霸一方，大统领张凤翙的命令，等于废纸一张。

湖南革命后的政府，正副都督焦达峰和陈作新都是以革命党人的身份作了会党的。但是这两位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会党还是革命党。做了都督之后，各地会党纷纷进城，都督府每天开流水席，会党的大爷，吃饱了，喝足了，却不肯走，要官当，要钱花。

都说自家功劳大，势力壮，不给旅长也得给团长。焦陈二位倒也大方，弄一堆白布条挂起来，写上官职，谁来要，就给谁，后来来的人太多，写不过来，就备好笔墨，让来人自己写，喜欢做什么官，就写什么，斜披在身上，就是官儿了。只是指挥刀没法配给，因此害的全省唯一卖东洋指挥刀的店铺，全部存货都卖光。

江西也是这样，都督是跟革命不相干的新军将领，结果各地的帮会首领，纷纷前来要官，师长旅长满地。只是，湖南也好，江西也罢，要来钱和官之后，这些大爷还是不走，就在省城就地安家，包娼包赌，呼雉喝卢，甚至白日抢劫，害得城里秩序大乱，百姓叫苦不迭。

省城如此，其他地方就更过分，只消会党占了上风，就必定处于无政府状态。陕西的会党，在所有地方都大开香堂，大散海底，各个堂口，都是太上政府，不仅不听政府的，而且自己开堂审案，全无规矩，今日判这个胜诉，明天又反过来。从保路运动过来的四川光复，袍哥参与度也相当高，各个新军将领都得自己开香堂，不开香堂，就没人听他们的。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自命为大汉公，作为成都袍哥的总舵把子，成都各衙门，各警署，都挂出公口招牌。满街都是扎英雄结，轮刀弄枪之人。

更严重的问题，不仅会党不仅搞得秩序大乱，而且还波及外国人。会党天然对外国人存有敌意，所以，一旦会党当家，各地打教（基督教）的势头即起，有的地方，甚至还砍电报线杆，跟当年义和团买卖相似。因此，凡是革命后会党势头大的所在，教会都反弹强烈，纷纷致信西方国家的公使告状，连累得革命党背黑锅。

显然，尽管革命党人在跟立宪派辩论的时候，强调不怕破坏，其实内心深处，对革命可能带来的破坏，尤其是秩序的混乱，还是大有忌惮。对西方的反应，更是在意，毕竟，他们是以彻底学习西方为目的的一群变革者。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所有中国的变革者，都害怕跟义和团的排外运动沾上边，生怕被西方人视为排外的义和团。所有人都刻意强调文明，从而跟义和团划清界限。

革命过程中，没有一个革命党人敢动外国人，革命后第一份告示，必须强调保护外国人和教会的权益。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开始还主张清算湖北的满人，但只要外国人出面说情，就都放过了。可想而知，当各地的传教士指责革命军大肆杀戮（陕西的传教士尤其反应强烈），是新的义和团时，革命党人会有多么的尴尬。从某种意义上，文明，是这场革命的合法性保障，如果不能给人以文明的面相，革命就会变得灰头土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