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鸣7 w7 ~9 [( A: Z( ~8 w
+ ^$ N; v% i2 j! [4 {- p7 K9 q前一阵,凤凰卫视要做中国近代的商人的记录片,初步的计划是做五个人,其中有胡雪岩、盛宣怀和周学熙,一大半是官商。我跟他们说,这样不行,虽然自高阳《红顶商人》在大陆流行之后,经商要学胡雪岩成为多少商人的座右铭,但官商其实不代表中国近代商人,尤其是无法体现近代企业家现代化的奋斗历程,他们只代表了一种近代工商现代化过程的一种歧途,如果今人在今天依然以他们为榜样,在这条岐路上走,那么,中国的工商业,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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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略地分起来,大体上自1960年代开始的中国现代化历程,本土接受西方文明,参与近代工商业进程的企业家,在1949年之前,实际上经过了三代人。第一代是中国最早接触洋人的人,他们多半生活在澳门附近,鸦片战争前后,变成了中国第一批的买办,即替洋商办事,专门跟中国人做生意的中国雇员,还有些人出洋,变成了小有成就的商人。* m+ s& x% j @0 {8 }% H5 @9 V
! a5 e; A ]/ \1 t+ r' b& G' ~这些人,或者成为最早的中国新式企业家,比如陈启源和陈芳,另外一些人,则以成功的买办和商人的身份,进入早期的洋务企业,撑起了中国初期现代化的半边天,他们中最著名的,有郑观应和徐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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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实际上并非个个都像我们某些教科书上说的那么反动,腐朽,十恶不赦,其实,在工商界,最早从西方窃得火来,开启现代化的人,就是他们这些人。很多学历史的中国人,只知道郑观应写过令少年毛泽东神往的《盛世危言》,却不知道他也是后来为毛贬为最反动阶级的大买办。2 c- ?3 O2 |4 M7 N0 v
# a! [* z. S% l* a第一代现代企业家登台的时候,中国整体上还是一个传统社会,绝大多数社会精英,对于经商,无论新旧,大体不屑一顾。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一些等级较低的士大夫之家,虽然有读书不成去学艺(学商)的传统,但毕竟属于不得已的选择,只要踏入科举长途跋涉,那么仅仅得了一介秀才功名,也不大可能转过身去下海。1 I1 T7 l" |; @/ d3 m4 z3 i7 a, F+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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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甲午战争的惨败,惊醒了中国的士大夫,一些人立志变制救国,投身政治运动,于是有了戊戌维新,还有一些人则终于有点明白了第一代企业家的启蒙说教,相信实业救国,工商救国,从此投身工商业。两个状元,成为代表性人物,一个叫陆润庠,在苏州办起了纱厂和丝厂,一个叫张謇,在南通,办起了世界闻名的大生纱厂。相对而言,张謇的事业更大,也更长久,在历史的名声要响得多,因此,第二代的企业家,他是当之无愧的代表。- m3 I# h2 C! Z% A9 [#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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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制时代,一个状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切。在清朝,状元意味着最可能的皇子之师,意味着几乎无障碍的仕途,还可能意味着几乎不用做出太多的成绩,就可以青史留名。然而,这一切,张謇都放弃了,他成了一个商人,一个现代企业家。这说明了什么呢?2 h! o8 a& k0 A$ Q5 Z. N
6 n+ T* O# ]* E- [1 k4 V+ M中国的最顶尖的社会精英,进入了工商业,一个传统上名声不那么响的行业,这在一个多少朝代都奉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国度,具有非凡的意义。虽然,张謇这代人,还带有着传统士大夫的痕迹,有时儒的分量要压过商的意味,但是,毕竟他经营的是一个大机器生产的工业企业,采用的是遵循市场规律的经营方式。: T6 \' p ?! w
$ \- v# `0 k' z& c- N* F状元经商,给近代的工商业提供了一个高起点,继起的第三代企业家,凡是卓有成就者,多半是洋学生,比如留洋的范旭东、李烛尘、侯德榜和穆藕初,号称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刘鸿生,还有出身知识界的卢作孚。以及人们不大乐意提的金融界的陈光甫和周作民,以及报界的胡政之和出版界的王云五。没有学历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实际上在那个时代,也是出身钱庄业的世家子弟,属于好人家出身,本出自上海滩上的上流社会。7 n0 h* z+ X, e
7 B! U' U* ~& T1 i% r5 Q这样一个高起点的企业家群体,无疑是当时社会精英中的精英,不仅有眼力,有办法,能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夹缝中发展壮大,而且有远大的抱负。可以说,他们和他们的事业,都是那个时代实业救国的产物,兴办实业,不是为了自家荣华富贵,个人享受,而是为了以工商救国,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中国的工业化。- F& \3 ^3 I0 O! W
. x" i5 I$ V: \ t6 x* ^他们中的很多人,生活都非常简朴,乐于克己奉公,我们现在赞美的西方著名企业家的美德,其实在那个时代,我们很多本土产的工商业先贤,都能身体力行。像范旭东、卢作孚这样的现代企业家,办起来偌大的事业,自己却分文不取,在他们看来,企业是社会的,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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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9 J& {8 _* m5 b" p从第二代企业家开始,就把参与社会改造,兴办公益作为自己的使命,在晚清到民国的历史上,凡诸兴学,办教育,社区改造和建设事业,甚至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都有这些企业家的身影,抗战时期企业家的“星期五聚餐会”,是各界人士民主的恳谈场所,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 y! ]: q7 a. I7 q# i' M# t
4 i+ Q- c- } U( {8 v- ^: @可惜的是,中国历史每代的成就,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大多会被清零,用IT的术语,就是给格式化了,然后大家从头再来,从零做起。中国近代三代企业家,连同他们的经营方式,经验和企业文化,乃至他们的精神、抱负,最后也都遭到了格式化的命运。4 W* I$ }# b&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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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中国人再一次需要从事市场经济,培育自己的企业家的时候,基本上只好从头开始,前辈的成果,仅仅剩下一点点的孑余,剩下的老一辈人,只是在中信、光大和民生银行的创建中,发挥了一点余热。其它的企业家,只能从头摸索起,好像我们中国人,此前的百多年,都白过了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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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z7 K" ]2 W4 R好友傅国涌,经过多年的资料爬梳和实地考察,把这些“大商人”中的一些的一麟一爪,给人们呈现出来,叙述严谨,有板有眼,文字如以往一样清晰,耐读,开卷有益。每个现在的中国实业家,或者有志于做实业家的人,都应该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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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中信出版社,2008年。' s/ f+ A/ A; q. w: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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