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整理国故”运动（二）｜张鸣

文/张鸣
二

“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两个最著名的口号，也是这一运动的纲领，胡适的提倡“整理国故”，则与他对“科学”的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他提出要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另一方面，他想通过整理国故来说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科学方法”，为“科学”在中国寻根，并藉此证明“科学”并非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相容的“泊来品”，因此，提倡、宣传“科学”也据有传统的合法性。

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相信社会、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之间有着共同的“方法”，要藉整理国故来证明此点，同时，这也是“打通”二者的一种积极努力。

胡适的科学观，是以属于经验论（Experimentalism）哲学传统的“实用主义”（Pragmaticism）为基础的。他将“Experimentalism ”译为极富自然科学意味的“实验主义”，表明在他的心目中，这种哲学是与自然科学类似的一种“科学”的哲学。

他在《实验主义》一文中说这种哲学的特点就是注重实验的方法，所谓“实验的方法就是科学家在试验室里用的方法”。他强调科学试验室的态度和历史的态度是实验主义的两个根本观念，“这两个基本观念都是十九世纪科学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实验主义不过是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

这种哲学，实际是一种解决具体问题的“思维术”（思想方法），即他所推崇的“用已知的事物作根据，由此推测出别种事物或真理的作用”的“杜威所说的思想”。他对杜威所说思想方法的五步说作了具体的分析说明，这五步是

（一）疑难的境地；
（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
（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
（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哪一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
（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解释的过程中，反复举清儒毕沅、王念孙等朴学大师对《墨子》一书的考订为例，来说明这“五步”的“科学”正确，也就是说，他实际认为这两者间有某种相通之处。 【7】

他认为科学的方法、精神、态度可从“怀疑”、“事实”、“证据”和“真理”这四方面来说明，在他对这四个方面的阐释中，科学的本质还是实验主义解决具体问题的试验室的态度和方法【8】。

由此，他发出了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号召， 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他在提出要“整理国故”的同时对“主义”却大加批判：“这两三年新思潮运动的历史应该给我们一种很有益的教训。什么教训呢？就是：这两三年来新思潮运动的最大成绩差不多全是研究问题的结果。”“十部‘纯粹理性的批判’，不如一点评判的态度；十篇‘赢馀价值论’，

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十种‘全民政治论’，不如一点独立思想的习惯。”显然，他的“整理国故”与“研究问题”也有内在的相通之处。在他的心目中，清代汉学便可说是只研究“问题”、不过问“主义”的典范。

当然，在这方面他的论述也有自相矛盾之处。他坚决反对“主义”，但大力提倡的“实验主义”本身实际也是一种主义；对清代汉学的方法推崇备至，但却又有严厉的批判：“这三百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清朝的学者只是天天一针一针的学绣，始终不肯绣鸳鸯。所以他们尽管辛苦殷勤的做去，而在社会的生活思想上几乎全不发生影响。”【9】

当西方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候， “我们的学术界还在烂纸堆里翻我们的筋斗”，所以“我们的三百年最高的成绩终不过几部古书的整理，于人生有何益处？”【10】

但是，他并不因此而否认“清儒”具有“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认为不同的后果是由不同的研究对象造成的，强调“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在他的心目中，科学的本质就是科学的方法的精神，这是比实际的科学研究和结果还重要的。

但是，欧洲科学已经发达了好几百年，但只到晚近才有较为完满的“科学方法论”的提出，“这都是因为高谈方法的哲学家和发明方法的科学家向来不狠接近，所以高谈方法的人至多不过得到一点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趋势；所以创造科学方法和实用科学方法的人，也只顾他自己研究试验的应用，不能用哲学综合的眼光把科学方法的各方面详细表示出来，使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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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胡适对“科学方法”最为简约的概括，后来他多次说明此点，以至成为“胡氏科学方法”的代名词。由此可见清儒的“汉学方法”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之高。所以他多次表示，自己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种种考证的目的是“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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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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