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整理国故”运动（四）｜张鸣

文/张鸣

四

胡适的国学研究除了社会的和文化的意义之外，当然还有其个人的原因和意义。

从个人文化根源上看，他可说是从小就受到“国学”的教育，对此自然有种“亲和性”。但更重要的是，在一个政治腐败、剧烈动荡的社会中，沉浸于国学研究之中无疑是种逃避现实的精神安慰。对此，胡适早在留美期间就曾在1914年12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德国文豪歌德自言，‘每遇政界有大事震动心目，则黾勉致力于一种绝不关系此事之学问以收吾心。’故当拿破仑战氛最恶之时，歌德日从事于研究中国文物……此意大可玩味，怡荪尝致书，谓‘以鞠躬尽瘁之诸葛武侯乃独能于汉末大乱之时高卧南阳者，诚知爱莫能助，不如存养待时而动也。’亦即此意。”【17】

胡适回国后，国难频仍，热血青年无法安于学业。对此，胡适便多次举德国文豪歌德在祖国垂危之时仍潜心学术为例，劝诫青年回到教室，以歌德为榜样专心向学：“每遇着国家政治有大纷扰的时候，他（指歌德，笔者注）便用心去研究一种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干扰”，以“拯救自己”【18】。

但在乱世中潜心国学并非胡适一人的个别现像，却是近代中国不少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

如原本专治古典诗词和叔本华等德国古典哲学的王国维后来转向甲骨金文一类的考据之学；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激烈反传统的陈独秀政坛失意后便一直沉溺于小学之中；反满斗士章太炎由撰写“令人神旺”的政论高手一转而为国学大师；“红烛诗人”闻一多从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潜心国学十余年，甚至连楼都不愿下；闻一多的学生、著名的“新月诗人”陈梦家后来也转向古文字学；就连“敢于直面人生”的鲁迅，在辛亥革命后也曾一度致力于古碑的搜集整理而难以自拔。凡此种种，当非偶然。

当然，从细的方面来说，他们的情况各不相同，各自有因。但从大的方面来说，却有十分相同的背景：

首先，“国学”可说是传统文化中的精萃，确具极大的学术、文化魅力，足以将人吸引过来；而钻研国学，历来似乎就是文人学者的“天职”。

其次，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时刻，国学当然也面临“现代化”的发展问题。而这一代学人却也生逢其时，从小都浸淫在传统的“国学”之中，青年时起又较多地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影响和学术训练，因此大都学兼中西。这使他们既有“朴学”的功底，又有“新学”的创见。从中西兼用的角度来看，“国学”确有一片广阔的天地供他们一展身手。

更值得注意的是，国学为身处政治专制腐败、社会动荡之中的近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块难得的安身立命之所。当对现实倍感无奈而环境又不允许他们慷慨激昂之时，自然就要“向内走”，躲进书斋之中。如闻一多在彷徨痛苦中向友人倾诉说：“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

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实证了自己在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因为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向内的路走通了，这也可说是塞翁失马，是福而非祸。”【19】

但另一方面来说，国学又不仅仅是“独善其身”的庇护所，还能与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如前所述，胡适便屡屡表白整理国故的社会意义，时而说是为了“捉妖打鬼”，找出传统文化的病症，时而说是为了找出科学在传统文化中的根源，以改造弘扬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