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不为人知的礼仪之争｜张鸣

文/张鸣

外国公使驻北京，可以觐见中国皇帝而不用下跪，这是1860年北京中英中法条约就定下来的事。但是直到1873年，同治皇帝亲政，公使觐见，才得以实现。面见不肯下跪的人，对于当时的满人皇帝来说，是一件了不得的难堪事。皇帝很担心此例一开，天下臣民争相效法，天下就乱了。

但是洋鬼子硬是不依不饶，为此不惜打上门来，门给打破了，也只能火烧眉毛顾眼前。但是，咸丰皇帝一直到死，都不肯从“北狩”的逃难地热河出来，身体的病是一个原因，心病也是一个原因。平心而论，他实在难以接受面见倨傲直腿子的洋鬼子的现实。

他到死也没有明白，打上门来的洋鬼子其实倒不是成心为难他，仅仅是要把中国拉入它们的世界体系，互相建交，互派使节，维护西方的商业利益。

其实，洋人的这层意思，接班的慈禧太后和她年幼的儿子也没真的明白。但识时务者为俊杰，忸怩了十几年，最终身段还是放下了，外国公使见了皇帝。在公使觐见的礼仪上，跪拜自然不能提了，但在小的细节上，善于做文章的中国人，还是想出了好些招数来“收复失地”，比如接见地点选在偏殿，选在随意哪个皇家宫苑，公使进出，走偏门，甚至是太监出入的小门，在宫里行走，必须走在两边的小径等等。意在通过这种小动作，不知不觉地羞辱一下傲慢的洋鬼子，挽回外交失败的面子。

可是洋鬼子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也许是这些人弄不懂中国人的名堂，也没弄清楚宫里的细节，好些在中国人看来是失礼甚至羞辱的小动作，洋人基本上没有感觉。一茬接一茬的公使们，就这样随中国的总理衙门摆布，毫不理会中国人暗中的窃笑，也看不到这些人在私下笔记里的洋洋自得。

只要他们能得到外交上该得到的，没人在意礼仪上的猫腻，只把它当做中国人特有的文化讲究。直到1897年2月26日这一天，一个新来的德国公使海靖，打破了这种相安无事的和谐。

据海靖夫人日记的记载，那天，光绪皇帝在宫里为外国公使们举行了一场新年招待会，散会后出来，海靖没有照往常那样，走在宫里大路旁的小径上，而是径直在中间走。在海靖，也许是他兴之所至，也许是他新来不久，不知道过去的规矩。

然而，他这么一走，可吓坏了陪同的总理衙门大臣敬信，敬信不假思索，马上一把拉住海靖的袖口，想把他拖过来。可是，海靖根本不理，反而执拗地要在中间走。这么一来，除了使团团长，所有的公使都走到了中间来了。

按中国人的规矩，宫里但凡这样的路，中间的路都是留给皇帝走的，臣子只能走在两边，如果有臣子胆敢越轨，就是大不敬，有杀头之罪。当初制定公使觐见之礼，当然得遵从宫里的礼仪。但公使们只是跟着走，似乎并不明白为何要这样做。大家这样做，也仅仅是因为向来规矩如此，外交官们显然不乐意轻易破坏规矩。只有这个满脑子沙文主义情绪，对中国人又从开始就没好感，而且初来乍到的德国人海靖，才会干出这种随心所欲的事来。

事出来之后，海靖和总理衙门都很恼火。据海靖夫人的日记，夫妇两个，议论此事一直到半夜。而总理衙门那边，想必也不轻松。第二天一早，信使就给海靖送了一封信，谴责他走错了路，同时请他出席午间总理衙门的宴会。海靖强硬地回了一封信，要求敬信道歉，否则不出席宴会。

总理衙门在意的是中国的宫廷礼仪，而海靖在意的则是国际通行的外交礼仪，双方都认为对方失礼，从各自的角度看，都有道理。在敬信这边，突发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伸手去拉，也是应急反应，并非有意唐突。但在西方外交或者上流社会的礼仪，这样的粗暴的身体接触，当然也是不可接受的。只是僵了起来，真正害怕僵局的是处于弱势的中国人。

不久，明显是受了中国人的委托，美国公使田贝过到海靖这里说和。尽管海靖夫妇对美国人还挺有好感，此番就是不依不饶，非得敬信道歉不可。看到海靖真的没有出席宴会之后，总理衙门让步了，敬信发出了一封表示悔意的信，但由于没有明确的道歉字样，海靖还是不肯接受。

最后，似乎绝望的总理衙门所有的人只好求助于见过世面的李鸿章，看在昔日同僚的面上，实际上已经赋闲的李鸿章亲自出马，带着敬信登门拜访，当面向海靖道了歉。李鸿章还借机跟海靖聊了一点他去德国访问的事儿，套了套磁，总算是把这场礼仪之争给化解了。不过，从那儿以后，公使觐见进出再走哪儿，也没人敢管了。所谓的化解，就是洋人的大胜。

此番的礼仪之争，不仅意味着中国人的那点小讲究，小动作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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