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与有恒产者｜张鸣

文/张鸣

中产阶级（middleclass）是个外来的概念，在西方，这个概念歧义颇多，有的偏于阶层，有的偏于收入，有的看重意识。但大体上，无论何种标准，中等收入，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有恒产者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概念，自打孔夫子提出来之后，多少年来，大抵指那些有田产、房产和商铺之人。

说起来，所谓的中产阶级，就收入而言，主要是针对低收入阶层的，即便是在美国，如果跟大有产者相比，多数中产阶级跟低收入者之间的差异，就会变得无足轻重，可以忽略不计。年收入十万跟年收入不足一万之间的差距，跟年收入几十上百亿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中产阶级的“中”，无论在什么国家，都是相对于底层而言的。

前一段，王炼利先生著文指出，中国目前的社会，还是一个大头钉型的社会，就收入而言，是一个庞大的低收入阶层和少量的高收入者的组合，中产者并不多。应该说，这个结论并无不当。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中产阶级的确还相当微弱，整个社会形态，离中间大的橄榄差得还太远。

但是，我们还是得承认，跟改革前相比，相当多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有小有资产了，城镇居民中，有十几万和几十万动产和不动产的人，还是多了很多。即使身为房奴的白领，只要能咬牙把房供下来，几十几百万的房产还是他的。相对于居无定所，四处漂泊的游民，以及身在城乡两处游走，乡下房产不值钱，收入微薄的农民工，他们如果不是中产阶级，也是中国特色的有恒产者。

因此，中国的社会如果是大头钉的话，钉子的部分，应该是锥形的。小有家产的人，无论如何都比少数富可敌国的权贵寡头多得多。

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是孔子的古训，也是经过千百年检验过的真理。有恒产者的所谓“恒心”，是相对于秩序而言的。对比于中产阶级，这些人依然需要强力者的保护，并无今日所谓的权利意识。对于古代统治者而言，治下的疆土，有恒产者众，是一种稳定机制。因此，聪明的皇帝，总是刻意保持有恒产者的数量，刻意避免兼并的发生的。

今日的中国，虽然在形式上已经进入现代社会，但国人的观念，却还相当程度上停留在传统时代。所以，前一段中外学者热炒的中国中产阶级，其实至少大半个身子还属于古代的有恒产者。权利意识即使有，也是刚刚萌芽。

很多研究者，都对贫富差距表示了特别的担心。由此对中国目前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忧心忡忡，担心这种分化，会危及社会的稳定。其实，即使在外界看来处在贫富迅速分化的今天，中国的贫富差距，也不见得超过了美国，比之香港，也要差很多。显然，稳定而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使得美国社会没有中国这种稳定的忧虑，而香港虽然中产阶级并不强大，但由于多数人属于有恒产者，底层低收入阶层由于居有定所，也相当稳定。这个稳定，根本原因是这个社会，基本不存在制度性的剥夺中间层的可能。

中国大陆也是一样，社会的稳定，有赖于中间层的稳定，尽管他们只能算是有恒产者。这个阶层不仅要稳定，而且要持续扩张，才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但是，改革到了今天，恰是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我们今天的社会，不仅一般有恒产者上升为大有产者的渠道变得不大畅通了，而且低收入阶层上升为有恒产者的渠道，也出现了障碍。

更严重的问题是，一部分比较富有的有恒产者，即使按西方的标准，也可以列入中产阶级的人们，往往在市场中，变成了容易被吞噬的中鱼和小鱼，由于各种制度和人为的原因，沉沦下来，落到低收入阶层中去。

必须承认，现在的中国，众多低收入阶层地位的上升，存在巨大的可见与不可见的制度和社会障碍。对于众多的农民而言，增加收入改善地位，唯有打工的一条路是畅通的。即使打工，也只是简单劳动，稍微复杂一点的技术含量较高的工种，一般也不对农民敞开门。通过做小买卖或者做白领、甚至有技术含量的技术工人，逐渐发迹，晋身为中产，虽然未必完全不可能，但希望相当渺茫。

一方面，制度上的城乡壁垒依然存在。另一方面，经过改革三十年的发展，由于国家在制度和社会变革上的滞后，目前城市居民，身份和阶层已经开始固定化。后来者改变身份地位的奋斗，变得困难重重，存在许多有形和无形的天花板。权威的数据统计告诉我们，改革之初，作为农民发迹的基本形式，个体户正在一年年地减少。

一个进城的农民，要想像从前那样，靠着小本生意，一点点积累起来，慢慢做大，几乎已经成了不可能的事。城市管理者的管、卡、拿、要就会彻底毁了他们。这些年来，虽然经济状况时好时坏，但多数白领的工资，却一直在下降。大学毕业，不仅初始工资在大幅度降低，而且升为高级白领的道路，变得越来越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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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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