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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维舟
; D. J4 R4 @! {/ T. W& |医生救死扶伤也有错吗?那要看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救死扶伤了。
* L' {! ^: s8 Z R+ A4 Z9 J: j南方医科大学儿科教师俞莉为了抢救病情紧急的患儿,授课迟到了29分钟,被认定为教学差错,其结果是:她5月奖金被扣2000元,在全院内通报批评,取消其年度考核评优评选资格。 % G& Z: i/ K& E! M
此事之所以引发网上连日热议,是因为公众无法理解“好人没有好报”:人命关天,她明明救活了一个孩子,又不是出于私利,怎么反倒要受罚?
+ B7 h! [( h7 W! b, p& ?! M南医大南方医院普外科副主任余江对此的回复是:
! \, \( f+ K. \& p- K5 Q课堂教学是制度性的安排,为保障质量,对同学们要求不能迟到早退,对老师也是如此。临床上确实是会遇到各种突发情况,这种时候科室会作出安排和保障,所以同学们不用担心患者没人处理。教学是一项系统工程,教学安排也是极其严肃的,这样才能保障我们的医学生的学习质量。正是考虑到这位教师的实际情况,医院做了降格处理(如果是因为其他原因迟到处罚会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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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处分没错,已经手下留情了”的说法,并不能平息质疑——难道是要不管病人,先回来上课吗?一位“我以为至少有柠檬水”就质问: 5 Z6 @! z# L! Y/ X; X0 T
在病情危重、死亡风险高的时候是否要将病人交给其他医生处理,您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会这样做?您是否会教学生也这么做?他们在毕业的时候念Hippocratic Oath(希波克拉底誓言)的“病患的健康生命是我首要顾念”要怎么想?应该会想:原来这么做在现有体系下是要罚钱的。您在考虑的是不给予顶格处罚,社会考虑的是为何要给予处罚。 1 D+ ~$ s3 b2 ]( ~' f8 b
像这样的争议表明,医生处于一种两难境地:别看老强调“医德”,如果你真有医德,就会很难做人,因为这个系统实际上将行政管理规则优先置于救死扶伤之上。用大白话说,只要你听话就没事,否则哪怕你救死扶伤了,还是会受处罚,因为系统要的不是“好人”而是作为“螺丝钉”的工具人。 ( [" r2 M' \8 R2 F
这并不只是“好人”与“坏人”之间的冲突,而是二律背反的伦理冲突:犹如“忠孝不能两全”一样,当你面临两难抉择时,你到底优先选择哪一边? $ y/ K( j! P) n0 L8 } I. }! I
安提戈涅 在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中,她的两个哥哥在进攻母邦忒拜时战死,忒拜国王下令将他们暴尸街头,不准埋葬,违者处死。安提戈涅不顾禁令,仍将其下葬,因为正如黑格尔所言,“弟兄的丧亡,对于姐妹来说是无可弥补的损失,而姐妹对弟兄的义务乃是最高的义务。”换言之,这一律法高于城邦的律法。 ! r7 X& A/ y4 \$ B, i# O5 F
希波克拉底誓言也应在这样的语境下得到理解:它所宣示的,是一种超越于种族、阶级、民族、城邦律法等等狭隘分界之上的人道主义精神,跟救治生命相比,其它都是次要的。也正是这种精神,召唤起无数医生内在的勇气。
5 P M0 @$ t) X+ U! N8 k. O现在,让我们面对现实:在现实中,你迟早感受到自己的有限性,总要有所取舍,那你怎么办?
! q1 \9 r3 [( P现代社会的演进方向,是逐渐放弃让人做一个道德圣人,转而以职业道德来取代道德:你不需要特别高尚,只要照章办事就行。这样做自有其好处,因为人的道德是无法稳定预期的,但制度却可以做到,然而,它是有代价的:它不鼓励那些高尚的行为,削弱了人的道德动机,更重要的是打击了人的能动性。
* W, W- C6 h" v$ C! J% c, i& O) ]7 A多年前,我所在的公司并入集团,不少老下属和我诉说自己的困扰:他们是为公司利益考虑,想尽办法努力,然而这些做法却常常被视为不合规,还被质疑为不专业——只要你合规,你就没事;但你想突出表现,哪怕对公司有利,却可能碰到钉子。到最后,不少人灰心丧气之下,选择了“平庸但安全”。 ; I) [/ z9 b9 j
这次南方医院的做法,虽然很受争议,但按管理者的思路,说不定还觉得这么做正是“正规化”,因为它突出了“制度大于人”。那么医生到底应该怎么做?处罚给出的答案是明白无误的:你应当把病人交给其他医生,自己去按时上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其实又预设了一个前提,就是任何医生都是可替换的,别人也能治好,但现实中真是如此吗? ) |" _9 _6 v$ M
在俞莉事件中,当事人面临着两套身份规范要求的冲突:她身兼医生和教师二职,作为医生被期待救死扶伤,作为教师则须完成授课,当她无法完成满足所有期待时,得到的却是惩罚。管理者似乎没有意识到,对她的要求本身就是常人无法做到的超高道德要求。 1 g. ~; r! M& G- R
这样,医生身陷一个结构性困境之中:一方面,系统的问题,需要依靠医生的道德努力来弥补;但另一方面,系统的技术性缺陷,出了什么事却又要个人来承担,而系统本身是免于被反思和追责的。这构成了一个无解的死结。 + Q' S z0 W4 k7 p(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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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当下的医疗卫生系统恰恰是靠医生的超常付出在支撑着;所谓“医德”,与其说强调的是救死扶伤本身,倒不如说是要求医生任劳任怨地奉献牺牲。也就是说,它所试图塑造的,是一种制度化人格:按系统的要求,无私地付出,但不需要你有主体性和主动性。
4 x8 y# x1 H) q既然如此,那一个医护人员照章办事总没事了吧?别太乐观,那可不一定。 2 R3 \& z2 f+ I1 f1 o! A: ?
2022年3月底,上海就曾发生一起极具争议的事件:一位老人突发哮喘,需要急救,但自家叫的救护车还没到,另一辆邻居家叫的碰巧先赶到了,然而这辆救护车并未停下来救助,当老人不幸离世后,第一辆救护车的医生被舆论猛烈抨击为“见死不救”,被迅速停职。 0 b" y" U2 H8 p! R* @5 }0 g
从职业伦理和程序正义的角度来说,很难说那位医生做错了什么,但他却丢了饭碗。当时高达7成的医生都认为他只是照章办事,无可厚非,但公众的反应则截然相反:他们期望医生在此时不要死守规则,救人要紧。
. n; e! }$ Z- x6 @$ V X于是,我们就反复目睹这样的一幕幕上演:一边是公众对医生的极高道德期待,另一边是医疗卫生系统对医生的规章制度要求,而夹在这两块铁板之间的医生哪一边都得罪不起,有时你发现这样做是错的,但有时又发现那样做竟然也是错的。 , F; C4 z7 Q9 o1 Z$ h$ j
这种窘境本身体现出医生作为一个专业团体的弱势地位:理论上来说,最好的方式是他们既能按自己的专业判断,照流程办事,又能自主地救死扶伤,那么上述两件事都不会发生,然而在现实中,他们根本无法既顶住公众的压力,又抗衡管理者的要求,难以按自己想要的方式提供专业的服务。 & g5 X1 H0 U' m7 n
你以为这只是医生在承受代价吗?不是,我们都在为此承受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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