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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维舟

医生救死扶伤也有错吗？那要看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救死扶伤了。

南方医科大学儿科教师俞莉为了抢救病情紧急的患儿，授课迟到了29分钟，被认定为教学差错，其结果是：她5月奖金被扣2000元，在全院内通报批评，取消其年度考核评优评选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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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之所以引发网上连日热议，是因为公众无法理解“好人没有好报”：人命关天，她明明救活了一个孩子，又不是出于私利，怎么反倒要受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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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医大南方医院普外科副主任余江对此的回复是：

课堂教学是制度性的安排，为保障质量，对同学们要求不能迟到早退，对老师也是如此。临床上确实是会遇到各种突发情况，这种时候科室会作出安排和保障，所以同学们不用担心患者没人处理。教学是一项系统工程，教学安排也是极其严肃的，这样才能保障我们的医学生的学习质量。正是考虑到这位教师的实际情况，医院做了降格处理（如果是因为其他原因迟到处罚会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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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处分没错，已经手下留情了”的说法，并不能平息质疑——难道是要不管病人，先回来上课吗？一位“我以为至少有柠檬水”就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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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情危重、死亡风险高的时候是否要将病人交给其他医生处理，您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会这样做？您是否会教学生也这么做？他们在毕业的时候念Hippocratic Oath（希波克拉底誓言）的“病患的健康生命是我首要顾念”要怎么想？应该会想：原来这么做在现有体系下是要罚钱的。您在考虑的是不给予顶格处罚，社会考虑的是为何要给予处罚。

像这样的争议表明，医生处于一种两难境地：别看老强调“医德”，如果你真有医德，就会很难做人，因为这个系统实际上将行政管理规则优先置于救死扶伤之上。用大白话说，只要你听话就没事，否则哪怕你救死扶伤了，还是会受处罚，因为系统要的不是“好人”而是作为“螺丝钉”的工具人。

这并不只是“好人”与“坏人”之间的冲突，而是二律背反的伦理冲突：犹如“忠孝不能两全”一样，当你面临两难抉择时，你到底优先选择哪一边？

安提戈涅

在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中，她的两个哥哥在进攻母邦忒拜时战死，忒拜国王下令将他们暴尸街头，不准埋葬，违者处死。安提戈涅不顾禁令，仍将其下葬，因为正如黑格尔所言，“弟兄的丧亡，对于姐妹来说是无可弥补的损失，而姐妹对弟兄的义务乃是最高的义务。”换言之，这一律法高于城邦的律法。

希波克拉底誓言也应在这样的语境下得到理解：它所宣示的，是一种超越于种族、阶级、民族、城邦律法等等狭隘分界之上的人道主义精神，跟救治生命相比，其它都是次要的。也正是这种精神，召唤起无数医生内在的勇气。

现在，让我们面对现实：在现实中，你迟早感受到自己的有限性，总要有所取舍，那你怎么办？

现代社会的演进方向，是逐渐放弃让人做一个道德圣人，转而以职业道德来取代道德：你不需要特别高尚，只要照章办事就行。这样做自有其好处，因为人的道德是无法稳定预期的，但制度却可以做到，然而，它是有代价的：它不鼓励那些高尚的行为，削弱了人的道德动机，更重要的是打击了人的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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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所在的公司并入集团，不少老下属和我诉说自己的困扰：他们是为公司利益考虑，想尽办法努力，然而这些做法却常常被视为不合规，还被质疑为不专业——只要你合规，你就没事；但你想突出表现，哪怕对公司有利，却可能碰到钉子。到最后，不少人灰心丧气之下，选择了“平庸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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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南方医院的做法，虽然很受争议，但按管理者的思路，说不定还觉得这么做正是“正规化”，因为它突出了“制度大于人”。那么医生到底应该怎么做？处罚给出的答案是明白无误的：你应当把病人交给其他医生，自己去按时上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其实又预设了一个前提，就是任何医生都是可替换的，别人也能治好，但现实中真是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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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俞莉事件中，当事人面临着两套身份规范要求的冲突：她身兼医生和教师二职，作为医生被期待救死扶伤，作为教师则须完成授课，当她无法完成满足所有期待时，得到的却是惩罚。管理者似乎没有意识到，对她的要求本身就是常人无法做到的超高道德要求。

这样，医生身陷一个结构性困境之中：一方面，系统的问题，需要依靠医生的道德努力来弥补；但另一方面，系统的技术性缺陷，出了什么事却又要个人来承担，而系统本身是免于被反思和追责的。这构成了一个无解的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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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当下的医疗卫生系统恰恰是靠医生的超常付出在支撑着；所谓“医德”，与其说强调的是救死扶伤本身，倒不如说是要求医生任劳任怨地奉献牺牲。也就是说，它所试图塑造的，是一种制度化人格：按系统的要求，无私地付出，但不需要你有主体性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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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那一个医护人员照章办事总没事了吧？别太乐观，那可不一定。

2022年3月底，上海就曾发生一起极具争议的事件：一位老人突发哮喘，需要急救，但自家叫的救护车还没到，另一辆邻居家叫的碰巧先赶到了，然而这辆救护车并未停下来救助，当老人不幸离世后，第一辆救护车的医生被舆论猛烈抨击为“见死不救”，被迅速停职。

从职业伦理和程序正义的角度来说，很难说那位医生做错了什么，但他却丢了饭碗。当时高达7成的医生都认为他只是照章办事，无可厚非，但公众的反应则截然相反：他们期望医生在此时不要死守规则，救人要紧。

于是，我们就反复目睹这样的一幕幕上演：一边是公众对医生的极高道德期待，另一边是医疗卫生系统对医生的规章制度要求，而夹在这两块铁板之间的医生哪一边都得罪不起，有时你发现这样做是错的，但有时又发现那样做竟然也是错的。

这种窘境本身体现出医生作为一个专业团体的弱势地位：理论上来说，最好的方式是他们既能按自己的专业判断，照流程办事，又能自主地救死扶伤，那么上述两件事都不会发生，然而在现实中，他们根本无法既顶住公众的压力，又抗衡管理者的要求，难以按自己想要的方式提供专业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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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这只是医生在承受代价吗？不是，我们都在为此承受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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