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3日，成都芳草街派出所副所长徐某斌因涉嫌徇私枉法在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受审。该案源于五年前高新区“汉韵足御”足浴店的组织卖淫案，而随着审理推进，更多程序问题被曝光——曾获多项荣誉的禁毒民警李某，因同一案件被指控，案件已于11月13日开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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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曾是“成都市十大优秀交警”，多次获评优秀公务员并立过功。然而，他因“汉韵足御”案被刑事指控。2025年7月至11月，高新法院四次开庭审理该案，证据显示案件存在多处程序问题，引发对“程序正义是否已失守”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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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背景：李某与足浴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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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李某的朋友兰某某计划开足浴店但资金不足，李某介绍了远房亲戚胡某投资。为吸引蒋某投资，兰某某请李某假称自己占股20%，李某配合了这一说法。之后足浴店因经营不善亏损，蒋某引入其他人接手管理，直至2020年7月该店因涉黄被查处。李某称，他直到店铺被查才知道违法经营情况，且两次拒绝了蒋某请托人说情的请求。

2 w) Z9 d' o% B程序疑云：取证过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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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的起点，并非来自机关的立案侦查，而是源自成都市高新分局立案前六个月，成都铁路运输检察院（下称“铁检”）的两份询问笔录。2023年10月，时任成都市禁毒支队三大队教导员的李某，以“证人”身份被铁检通知前往。然而，据李某及其辩护人陈述，这场“询问”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正轨。

检方称，询问是为侦查高新分局芳草街派出所副所长徐某斌徇私枉法案。然而，在两次形成的笔录中，只字未提“徐某斌”，内容全部围绕李某是否在涉案足浴店占股、是否知晓经营内情等“自证其罪”的供述。辩护人当庭指出，这是典型的 “借壳侦查” ，以询问证人之名，行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实，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第52条，涉嫌欺骗、引诱被告人自证其罪。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其中一份笔录仅有一名检察人员签字，严重违反《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关于必须由两名司法人员进行询问的强制性规定。庭审中，铁检该笔录的记录人出庭作证，承认了询问过程中有单人询问的情况。此外，对于如此关键的取证环节，铁检无法提供同步录音录像，以至于笔录是李某阅读后签字的事实无法被证实或证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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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S$ J8 l5 N7 z) t% a( C& O司法机关是法律的守护者，其行为的合法性是司法公正的生命线。铁检的此番操作，不仅未能证明取证的合法性，反而因其程序上的重大瑕疵，使自身成为了被质疑的对象。这种“证”变“供”的取证方式，为本案埋下了一颗非法的种子。

这颗非法的种子，在高新分局2024年4月1日立案后，结出了更为畸形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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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F; i5 Z( X4 d& L8 W庭审证据显示：高新分局侦查阶段一共形成了4份讯问笔录，但是却只提供了一份询问过程的同步录音录像。然而，就是在这唯一一份同步录音录像里，辩护律师发现了触目惊心的真相：笔录内容与李某的当场供述存在至少8处重大不符。其中能够证实李某无罪的关键性的真实的供述内容与办案人员的记录完全不相符。其次侦查人员为了“复印”铁检的非法笔录在询问中指供问供，完全不理会且不记录李某对真实事实的陈述和辩解，反而诱导、甚至要求李某按照铁检笔录的内容进行复述。《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第十三条明确要求，关键事实的笔录必须与录音录像一致。高新分局办案人员的行为，已不仅是简单的“记录概括”，而是对法律程序的公然蔑视。同步录音录像本应是证明取证合法的“护身符”，在此案中却成了违法取证的“铁证”。剥离开这份被严重污染的口供证据，公诉机关完全没有指控李某涉嫌组织卖淫罪的实体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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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联案件中，高新分局芳草街派出所原副所长徐某斌在铁检讯问中有同步录音录像，李某为什么没有呢？徐某斌在有同步录音录像的情况下铁检都敢不按徐某斌的真实陈述来记录，而是编造记录。那么我们可以想象李某在铁检会是什么样的遭遇呢？然而，李某在高新分局有同步录音录像的情况下，同样发生了铁检对徐某斌讯问时一样的情况，那就是笔录记录的内容和被问人的供述辩解完全不一致。

缺乏实质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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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证据显示李某对足浴店有实际出资或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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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浴店已判刑的法人及经营者无人认识李某。

李某称自己仅介绍投资，得知店铺涉黄后还劝涉案人员依法处理。

程序公正受考验

- r7 C* g7 e0 Z0 z, B2 Q( b在讯问录音录像清晰显示供述与记录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下，法院是否严格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通过违法程序取得的口供予以排除，成为本案程序正义能否实现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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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法院已作出一审判决，但案件中暴露的取证违法、程序失范等问题，依然对司法公信力构成严峻挑战。当证据的源头染上程序瑕疵，判决的正当性便难以仅凭结果论得以维系。对此案的持续关注，不仅关乎李某个人的清白与命运，更是对司法机关能否坚守程序正义底线的一次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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