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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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普遍存在一种“对权力的共情”：人们很容易代入掌权者的视角，强调“当家”管理的不容易，又或种种管制措施都是正当合理的。这样一来，那么现实机制就都显得没什么问题，如果你有问题，那你最好在自己身上找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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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和我坦承，“对权力共情”这个特点自己就有，在跟人讨论时也总是较为倾向于为当权辩护，强调当下没有更好的做法了，“我总觉得自己这样好像有哪里不对，但又改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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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1 }2 h, j  i# l1 b0 k其实这也无可厚非，在中国家庭里，这不仅极为常见，甚且是受到鼓励的。从家长的角度来看，“对权力的共情”正表明孩子“懂事”，能为父母设身处地着想。我自己也为人父，如果孩子能体会到父母的难处，不哭不闹，那毫无疑问是会省心很多。

, X$ U2 T. K$ H也因此，现实中这确实不仅限于男性，很多女性也从小也是如此，甚至比一些叛逆的男孩更“懂事”。有位男性朋友就说，因为疫情期间对个人隐私的侵犯，他和周围亲友产生了严重分歧，而为这些举措辩护的大多倒是女性，“查你个底掉又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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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再深入一层去想，这里面其实有两种不同的“对权力的共情”：一种是代入当家作主”的位置；另一种则体现出对权力的依附，将规训内化，说服自己相信现实就是对所有人最好的安排，而为了求取安全等基本所需就必须无条件配合。男性往往偏前者，而女性中则后者居多。

: r: Z- `4 }$ e+ ~" A6 o在中国社会盛行的“大局意识”就是其逻辑产物，强调身处其中的个体都应“顾全大局”，成就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这确实让许多人信服，但问题是：落到现实中，最终做出妥协的，往往是那些无可推脱的最弱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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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G+ J8 B+ a# N2 R8 W. d7 |$ s  s这倒也不是说其中完全没有个体利益，但那与其说是自己争取来的，不如说是在“大河水满”的前提下才“小河溢”。既然如此，那么这种思维取向势必就更关注分配的公平性，因为要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最好是通过集体利益的名义——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正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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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z8 y( T9 X; V  f) ~! O) \吊诡之处正在于此：一个看起来“人人互以对方为重”，顾全集体利益的共同体，因为不承认个体私利的正当性，结果这种私利不得不在逼仄的空间里生长，到最后反而催生出一个对他人难以共情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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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稍留意下就会发现，中国在很多时候的做法，潜台词都是“我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感受”、“大不了我自己单干”，这都是缺乏共情能力的表现。整个社会也不太懂得如何与人合作、达到共赢，因为在一个封闭的权力结构中，他人往往就是潜在的对手，因而深信要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要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权力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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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t! V" e& @, x7 H- I在这样的结构中，人们会专注于自己的感受、利益，很难理解他人的痛苦。同情心甚至是优越感的体现，有时毫无根据——例如看到国外“水深火热”而发生同情，又或看到别人单身，也觉得她们“孤苦伶仃”的很可怜。换言之，这变成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且往往居高临下）的同情”，正因此，才有“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的说法。

另一种“修养式共情”也是同一逻辑的产物：它使人表现得比真实内心感受更为共情，以展现自身的修养，也是必要的社交技巧。不少人对之嗤之以鼻，认为这是虚伪的，本质上也是一种优越感和政治正确，然而在社会尚未真正权利平等的时代，抛弃它的代价则是肉眼可见的粗鄙化，还美其名曰“本真”。

/ k( Y# E, u/ l" v+ q1 E$ f日前有朋友和我说，他在群里因“妓女是否值得尊重”的话题跟人吵得不欢而散。他认为妓女也是人，任何一个职业，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但对方却宣称那是一个“卑贱”的职业，不值得尊重，甚至说“你如果尊重，必须让你子女从事这一行”——但“按照这个推论，残疾人、流浪汉、傻子，我不愿意子女从事的多了”，难道都只有变成那样，才能共情？

! m% f/ p2 q2 ^- H: V9 X; Y值得注意的是，那还是一个号称“自由派”的群，大多是川普的粉丝，对国内现状不满，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自由”与“平等”不能兼容，但也可见不少人对社会秩序的设想不仅是存在等级的，而且认定不同的社会角色之间无法共情。这样一来，“尊重”事实上是无法实现的（就像绝大多数男性无法变成女性），那么，剩下的就只能是无数彼此孤立的群体自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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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罗尔斯所说的“无知之幕”那么重要：只有当人们意识到，自己也可能沦为弱者或少数群体的时候，才不至于对他人的处境无动于衷。权力安排的社会结构下，不同角色之间的差异阻碍了这种共情，人们会认为，让那些少数做出一点牺牲来确保多数利益是理所应当的，但如果你就是那个代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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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力的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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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3 L! n% ^, Y5 G. t要破解那种“对权力的共情”，个体最好先关注自己的感受和应得权利，更进一步，则应看到那个现实安排并非别无他法，它其实是有着其他可能的。问题也在这里：对结构性现实的反思、改变永远是最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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