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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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普遍存在一种“对权力的共情”:人们很容易代入掌权者的视角,强调“当家”管理的不容易,又或种种管制措施都是正当合理的。这样一来,那么现实机制就都显得没什么问题,如果你有问题,那你最好在自己身上找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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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和我坦承,“对权力共情”这个特点自己就有,在跟人讨论时也总是较为倾向于为当权辩护,强调当下没有更好的做法了,“我总觉得自己这样好像有哪里不对,但又改不掉”。& ^' F H# d9 ]' z#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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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也无可厚非,在中国家庭里,这不仅极为常见,甚且是受到鼓励的。从家长的角度来看,“对权力的共情”正表明孩子“懂事”,能为父母设身处地着想。我自己也为人父,如果孩子能体会到父母的难处,不哭不闹,那毫无疑问是会省心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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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现实中这确实不仅限于男性,很多女性也从小也是如此,甚至比一些叛逆的男孩更“懂事”。有位男性朋友就说,因为疫情期间对个人隐私的侵犯,他和周围亲友产生了严重分歧,而为这些举措辩护的大多倒是女性,“查你个底掉又怎么了”。5 g9 J5 v8 D4 E7 b2 x |% i) Y3 R$ z
, a! F8 O7 h9 k+ a不过,再深入一层去想,这里面其实有两种不同的“对权力的共情”:一种是代入当家作主”的位置;另一种则体现出对权力的依附,将规训内化,说服自己相信现实就是对所有人最好的安排,而为了求取安全等基本所需就必须无条件配合。男性往往偏前者,而女性中则后者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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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盛行的“大局意识”就是其逻辑产物,强调身处其中的个体都应“顾全大局”,成就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这确实让许多人信服,但问题是:落到现实中,最终做出妥协的,往往是那些无可推脱的最弱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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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也不是说其中完全没有个体利益,但那与其说是自己争取来的,不如说是在“大河水满”的前提下才“小河溢”。既然如此,那么这种思维取向势必就更关注分配的公平性,因为要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最好是通过集体利益的名义——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正是这么来的。5 z u2 v6 f* m.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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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诡之处正在于此:一个看起来“人人互以对方为重”,顾全集体利益的共同体,因为不承认个体私利的正当性,结果这种私利不得不在逼仄的空间里生长,到最后反而催生出一个对他人难以共情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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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 }' L" {0 g( c( g" f& N稍稍留意下就会发现,中国在很多时候的做法,潜台词都是“我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感受”、“大不了我自己单干”,这都是缺乏共情能力的表现。整个社会也不太懂得如何与人合作、达到共赢,因为在一个封闭的权力结构中,他人往往就是潜在的对手,因而深信要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要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权力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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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_; P" `7 V* j" g- i在这样的结构中,人们会专注于自己的感受、利益,很难理解他人的痛苦。同情心甚至是优越感的体现,有时毫无根据——例如看到国外“水深火热”而发生同情,又或看到别人单身,也觉得她们“孤苦伶仃”的很可怜。换言之,这变成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且往往居高临下)的同情”,正因此,才有“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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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修养式共情”也是同一逻辑的产物:它使人表现得比真实内心感受更为共情,以展现自身的修养,也是必要的社交技巧。不少人对之嗤之以鼻,认为这是虚伪的,本质上也是一种优越感和政治正确,然而在社会尚未真正权利平等的时代,抛弃它的代价则是肉眼可见的粗鄙化,还美其名曰“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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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0 c }8 f; E日前有朋友和我说,他在群里因“妓女是否值得尊重”的话题跟人吵得不欢而散。他认为妓女也是人,任何一个职业,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但对方却宣称那是一个“卑贱”的职业,不值得尊重,甚至说“你如果尊重,必须让你子女从事这一行”——但“按照这个推论,残疾人、流浪汉、傻子,我不愿意子女从事的多了”,难道都只有变成那样,才能共情?/ t3 t- B3 Z- u, o& P4 a+ U-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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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那还是一个号称“自由派”的群,大多是川普的粉丝,对国内现状不满,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自由”与“平等”不能兼容,但也可见不少人对社会秩序的设想不仅是存在等级的,而且认定不同的社会角色之间无法共情。这样一来,“尊重”事实上是无法实现的(就像绝大多数男性无法变成女性),那么,剩下的就只能是无数彼此孤立的群体自行斗争。* q, N5 n: o4 V
" p) ?) k( a1 K: e A9 V* p. Q这就是为什么罗尔斯所说的“无知之幕”那么重要:只有当人们意识到,自己也可能沦为弱者或少数群体的时候,才不至于对他人的处境无动于衷。权力安排的社会结构下,不同角色之间的差异阻碍了这种共情,人们会认为,让那些少数做出一点牺牲来确保多数利益是理所应当的,但如果你就是那个代价呢?- _# q9 J* M* s3 ?3 A'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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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力的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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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破解那种“对权力的共情”,个体最好先关注自己的感受和应得权利,更进一步,则应看到那个现实安排并非别无他法,它其实是有着其他可能的。问题也在这里:对结构性现实的反思、改变永远是最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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