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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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你还在写，我既感到高兴，又情不自禁地担心。我当然希望你写下去，但又知道，像你这样持续地表达，本身就是不安全的。有时都觉得你的安全感太过充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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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这样对我说。其实这样的话，她说过不止一次，也不止一个人这样叮咛过。我当然也知道自己所面临的现实，但对我来说，要是这样就闭嘴，那差不多就相当于因为怕死就去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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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的安全感，近五年来也受了连番冲击。以前我不止是不怕，可以说都有一种笃定的自信，相信没什么坏事会降临到我头上，就算遇到什么问题，只要我沉住气，总有办法应对——这可能是我潜意识里对“男子气概”的认定。

现在想来，不得不承认，我能那么想，与其归功于我的品格，不如归结为我的幸运：在我成长的环境里，不用担心突如其来的危险，并且都有默认的规则可循，甚至自由表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得到容忍的。我每晚都很快入睡，睡得很沉，几乎从来不做噩梦，因为很少有什么能惊吓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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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不少人都多多少少有过类似的心路历程，以及断崖式的幻灭：太多原本以为不可能发生的事都发生了，原以为将一直延续下去的安稳日常，到头来发现在时代的风浪面前不堪一击，而你都不知道后面还会有什么风浪接踵而至，这难免动摇我们最基本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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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像我们赫然发现自己所立足的大地突然开裂，一阵巨浪忽然从街道尽头毫无预兆地涌来，你不知道它何时、会以何种方式降临。此时，尤其令人恐慌的是，对这样的突发状况，很少人有什么准备。

这种变动，最关键的特征还不是其突如其来、不可抗力，而在于它不受制约的任意性。也就是说，我们的不安全感之所以根深蒂固，就在于没有什么规则和契约能让人获得稳定的预期，因为权力文化就是这样，它不能让你觉得绝对安全，而要让你知道，你的一切它随时都能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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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历史，或许近一两百年以来的一代代中国人都是这样度过的：每隔几年就会遇到一场身不由己的大变动，而那通常都是弱小的个体所无力抵御的，主动一点的跟着走，被动的则被拖着走，很难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这种朝不保夕的不安全感当然是令人相当不舒服的，我们就像群居在一个小池塘里的微生物，不得不发展出种种适应性生存策略。

第一种是坚持想掌控自己的命运（“战”）：不认同这一秩序，靠自己立足。然而可想而知，当社会大环境如此，那么“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过完一生”本身就是一项特权，又或是必须不断艰难抗争的一份英雄事业，那肯定不是每个人都乐于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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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在看清现实之后，知道无力改变环境，干脆换个环境（“逃”）——“逃”并不带有道德色彩，有时这是相当明智的选择，我们只有短短一生，为什么要在酱缸里耗着？

第三种就是接受现实，在这里混下去（“僵”）。这也许是最大多数人的选择，毕竟第一种太难，第二种也不是谁都有能力逃离，再说无论怎样，总归是熟悉的环境，“凑合着活吧”。就算现实不尽如人意，那只要说服自己实际上“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狗窝”，也就心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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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所说的“中国最安全”，是就治安状况而言，因而与那种“因为缺乏权利保障带来的不安全感”是两回事，两者甚至可以并行不悖，然而那么多人相信“中国最安全”，本身也意味着很多人宁愿让渡自己的权利去换取庇护。也就是说，那种“安全”，其实是以依附权威为代价的。

对软弱的个体来说，“抱大腿”也不失为获取安全感的一种办法。这些年之所以有那么多人热衷于考公考编考师范，钱多钱少还在其次，关键还是“铁饭碗”带来的那种稳定，可以让他们免于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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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说到底，对“稳定”的迷恋，其实是一种生存焦虑，说白了就是担心“没饭吃”。这种人生追求可说相当卑微，因为它只寻求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有一碗饭吃，能活下去，唯恐没有一份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沦落到无法生存的地步。

常有人感慨，中国人那么忙那么努力，但为什么日子仍然过得那么苦？我想这问题或许可以反过来看，正因为人们的日子那么苦，所以才无法摆脱那种生存焦虑，不敢停下来休息。

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人实际上是被恐惧驱动着努力：家长恐惧下一代堕入底层，拼命卷孩子；打工人恐惧没饭吃，努力工作、想要稳定；而就算你有了点资产，也恐惧当下的一切随时可能化为乌有，精神紧绷着继续埋头苦干。

小罗斯福总统曾许诺“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然而我们这个社会，本来吃饱饭就没几年，大概除了新一代之外，大部分人都尚未在心理上“免于匮乏”，当然更谈不上“免于恐惧”了。对这些人来说，“自由”仍然是一个奢侈品，甚至是一种不知民间疾苦的呼吁。

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可想而知，如果个体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掌控，那么焦虑是不可避免的，那甚至会强化一种宿命感，因为对影响自己人生又无法把控的外力，只能归结为命运。当下之所以有那么多年轻人“在上进和上学之间选择了上香”，究其根源，就在于这种无力感。

我常常想，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14亿人完全可以爆发出更大得多的创造力，但要让人自由舒展，首先就得有基本的安全感，然而现实中却是无数人屈抑自我，只为了有一碗饭吃，这无疑是对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是最令人痛心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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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知道，说这些或许改变不了什么，有时徒然给自己惹来麻烦，有的人还会为我忧虑，担心我每天面对这么多负面，如何自处；有的人则揶揄这不过是知识分子故作清高的“忧国忧民”，其实百无一用。有没有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犬儒和逃避都不能解决问题，我们首先得正视——包括正视我们自身的不安全感，那才能最终让我们坦然无惧地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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