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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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x4 W4 t8 W; s: K. O5 {/ F  \婚姻是一座围城，你可以自由地进入，但不能自由地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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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g# O+ ]+ j2 q9 G这是在中国人所共知的事实，因为自从2021年1月1日“离婚冷静期”实施以来，任何人想要逃离婚姻都变得困难重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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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O9 P; s! M/ g% K" M) M2 m尽管这一制度设计的司法解释声称“这不是限制离婚自由，而是防止冲动离婚”，但用意是再明白不过了，要不然你想，“冲动结婚”的人只怕不比“冲动离婚”的人少，为什么没有设一个“结婚冷静期”？

- C% Q/ n; g, ~6 q; v+ {- {: |起初，“离婚冷静期”条款被赞颂为“守护家庭稳定的温暖设计”，但四年下来，事实证明这一制度设计事与愿违：强行施加的限制并没有促使双方停火，而是让双方的博弈变得更漫长痛苦，而可想而知，婚姻中的弱势方处于更不利的境地。

虽然协议离婚率确实下降了，但一部分坚决想离婚的夫妻遇到阻碍后反而更走向决裂，2021-2023年间诉讼离婚案件激增；根据全国妇联的数据，60%以上的家暴受害者在冷静期内遭遇暴力升级，甚至有女性在冷静期第13天被丈夫当街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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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冷静期”制度简史》一文引用某基层法官的办案记录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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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期内，丈夫转移财产的比例上升57%，抢夺子女抚养权的恶性事件增加34%‌。北京某律所数据显示，冷静期后复婚率仅微增0.2%，但婚前财产公证需求暴涨300%‌。“这哪是挽救婚姻，分明是催生‘离婚军备竞赛’。”一位处理过218起离婚案件的律师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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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一旦进入，难以脱身”的困境，使年轻女性愈发恐婚，其结果，2024年结婚登记数创下四十年来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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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社会心态有一个明显变化：婚姻与其说被看作是相爱双方的自愿自主结合，不如说成了一个牢笼，在那里，你的个人意志和自由自由都将难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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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0 k+ z1 K' ]呼吁取消这一制度条款的蒋胜男，一针见血地指出：“冷静期以极少数冲动离婚为由，剥夺了绝大多数人的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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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离婚冷静期”条款实践下来已暴露出那么多弊端，那何不取消它？

! E2 R1 Z! B0 s+ T原因很简单，这一制度设计原本的目的就不是着眼于保障个人权利，而是为了通过维持社会基本组成单位的稳定，达成社会自身秩序的稳定。简言之，这是“维稳”的手段。

! U! D2 z/ }" |要充分认识这一点，需要我们跳出离婚议题本身，从更高维度来理解。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婚姻的本来目的不是为了让个体获得幸福（那纯属偶然），而是为了实现社会的繁衍功能。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抱负，就表明家庭秩序的和谐稳定，乃是更大整体长治久安的前提，所谓“家国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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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同祖在研究中国法律史后得出的结论是：“家族实被认为政治、法律之基本单位，以家长或族长为每一单位之主权，而对国家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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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 M; u$ v+ V9 e; \. e在这一治理模式下，家长握有对家庭成员的生杀大权，而国家得到的好处是：避免直接统治个体带来的巨大治理成本，以牺牲个人权利的方式，得以低成本地维持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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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对游民社会的研究已表明：那些从宗法社会游离出来的个体，对社会秩序是严重的威胁。水浒好汉之所以有那么多光棍，不是偶然的，因为那些没有家室之累（“软肋”）的游民，在从社会关系网络中挣脱出来时也就更没有顾忌，从而更坚决地干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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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4 G+ H1 o) D/ q1 J也就是说，按照这一社会治理的思路，个人的独立自主难免会影响到社会安定，然而，现代化进程却又必然会让个人主义高涨，催生个体权利的诉求，在这样的紧绷态势下，有形之手究竟应该怎样“调控”？

近一百多年的历史表明，中国社会在这方面不止一次来回两极摆荡：先是五四运动“冲决网罗”的呐喊，新青年要打破家庭的牢笼，因为个体解放乃是自由恋爱的前提；然而下一幕却是这些“脱嵌”的新人在1949年后“再嵌入”单位组织。等到1978年后，社会纽带随着经济市场化而再次松动，这种流动性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但对于秩序偏好者来说，“活力”的另一面就是无序和混乱，朝向相反方向的拉扯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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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离婚冷静期”表明上看是只是对婚姻的维护，但从本质上来说，乃是社会保守化的一环：家庭被看作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最基本单位，那就有必要从源头上阻遏离婚率的攀升，同时促成结婚率，让社会成员都“嵌入”婚姻这个组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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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 A& H. g* {8 x5 {* D5 X% M$ b由此也可见“粉红女权”的天真之处，因为她们期待着自己的认同能得到个体权利受保障这一回报，但实际上当下的治理模式并不倾向于把个体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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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 A! @$ V  {* [' m& \* f* Z3 Z从“离婚冷静期”的实施效果来看，这一设想未能见效，因为它仍把爱情、性、生育视为婚姻制度的神圣三位一体，但社会现实的发展已经超出了这一阶段，即便强行往回拨，也难以达成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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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这还表明了近年来一再出现的情形：试图解决问题的努力，反过来制造了新的、更棘手的问题，而“既要又要”则是不可能实现的——你不可能想降低离婚率的同时还提高结婚率，相反，现在的做法会让年轻人更恐惧婚姻，离婚未必变“冷静”，但人们结婚反倒更“冷静”了。

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来看，唯一的可取之道就是顺应社会变化：当现代个体从社会组织中脱嵌出来之后，国家制定新的法律法规来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婚姻制度在个人权利的基础上得以重构，爱情、性、生育的三位一体则走向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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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意味着家庭模式的刷新，还意味着治理理念必须与时俱进，不是“往回走”，而是“向前走”，顺应形势，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然而，我们目前就卡在这样一个向前不得、往回又不行的关口。

尽管“离婚冷静期”已经被证明是不管用的，但短期内很难指望它能取消，原因很简单：它原本就基于意识形态的抽象考量，在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很难撼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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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v- f6 X/ X% r/ ?; `& _也许未来回顾，这会被看作是中国社会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次挣扎，一次“艰难探索”，但不要忘记，那些代价是千千万万人承受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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