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整理国故”运动（三）｜张鸣

文/张鸣

三

无论是否同意胡适对科学的这种理解和对整理国故的种种意义的阐发，无法否认的是“整理国故”在学术上的确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些成就，是与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的具体方法分不开的。

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他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具体方法。一是“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突破传统朴学仅把义理之辨的儒学经典作为研究对像的狭窄范围，将一直被视为不入流的古代各类裨官野史、街谈巷议、“三教九流”与这些经典一样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这就使研究对象极大地丰富，并且必然填补许多研究的空白。

二是“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具体提出“索引式整理”、“结账式整理”和“专史式的整理”。这种专史研究又细分为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和制度史这十个方面。也只有分专史研究，国学研究才能深入。三是“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即要借鉴域外的研究方法和材料，否则，许多问题就无法解决。

在这种方法指导下，整理国故运动在短期内就取得了许多丰硕而重要的成果。如胡适的学生顾颉刚的《古史辨》对长期被视为定论的中国上古史的怀疑，引起了对中国上古史持久不衰的争论和研究，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大深化。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他的学生傅斯年的领导下，突破文献范围，对安阳殷墟多次进行大规模发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胡适本人当然身体力行，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对学术研究作出了直接的贡献。具体地说，胡适国学研究的成就主要在古典小说考证、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水经注》的研究。

他二十年代初起对《水浒传》和《红楼梦》的研究考证，就以其方法的的新颖和论证的严密确当，竖立了一种新的学术典范。在《水浒传》研究中，他采取对某一历史“故事”的演变作历史追踪的方法，对有关民间传说、野史、话本等等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变化形态追本溯源，指出该书是经过几百年民间传说后，由托名施耐庵的人整理加工而总其成的。

《〈红楼梦〉考证》可说是胡适这方面的代表作，影响之大直到如今。他以书的内容为对象，广泛搜罗有关著者的时代背景和各种版本，经过细致研究，推倒了近百年来关于这本“奇书”的各种“索引”与“附会”，指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这部书只是作者的自叙传。

此论一出即引起轰动，为学界接受，并开创“红学”研究的新方向，被称为“新红学”。此一学派至今仍常盛不衰，
（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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